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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触底”并逐步转入 中高速增长平台
发布时间:2018-11-06 11:29

    中国经济增速回落,直观地看,是由以往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到中高速增长,背后则是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和体制政策体系的系统转换,从大的增长过程看是增长阶段的转换,可称之为“转型再平衡”,也就是由高速增长的平衡转向中高速增长的平衡。这一平衡的实现,要在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加以观察分析。 
    从需求侧看,高投资要触底。以往的高增长主要依托于高投资,消费总体上是稳定的,净出口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则是一个较小且不稳定的量。在过去较长一个时期,高投资主要由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构成,这三项可以解释85%左右的投资变动。而制造业投资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我有一个通俗说法,高投资触底主要取决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出口三只“靴子”落地。基础设施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的高点出现在2000年左右。作为政府稳增长的主要抓手,这一指标波动较大,但总体上处在回落状态。出口已由以往20%以上的高增长转为前些年的负增长,2017年出现恢复性增长,以后大致会稳定在5%左右,可以认为大体触底。房地产投资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2014年触及历史需求峰值后开始回落,2017年后几个月剔除价格因素后已出现负增长。今后一段时间,房地产投资将会在零增长附近徘徊。这样,支撑高投资的三只“靴子”已初步触底。 
    在供给侧,则要求去产能到位。随着需求侧的高投资增速回落,供给侧开始相应调整,但部分行业,主要是重化工业调整较慢,于是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尽管对过剩问题早有警觉,但幅度之大仍然超出预期。一个重要原因是重化工业内部的“加速原理”在起作用。在这些行业的上升期,由于“需要更多的钢就要新建钢厂,而建钢厂本身就要耗费钢”,这种“自我循环”带动了重化工业异乎寻常地快速增长。而到回落期,“加速原理”在相反方向也起作用,使回落幅度超出预期。近年来去产能取得了重要进展,一方面是政府推动,另一方面是市场力量在起作用。工业品出厂价格在经历了54个月的负增长后,2016年9月后恢复正增长,此后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大幅上涨。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也在经历了一年多的负增长后转正,2017年实现了20%以上的增长。供给侧调整也基本到位。 
    从2016年开始,我们提出中国经济已经接近底部或开始触底,逐步转入中高速增长平台。从2017年的情况看,这个判断得到确认,中高速增长平台初步确立。说到“触底”,有些人又有了新的期待,一个时期以来,多个经济增长新的上升周期的说法应运而生。实际,“触底“的确切含义是“稳住了”,不再明显地下滑了,并不意味着“V”型或“U”型的大幅反转,更不可能像有些人期待的那样重返高增长轨道。党的十九大以后,社会又出现了大干快上的期待。关键是干什么、上什么。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了,不能认为只有把速度推高了才叫有所作为,才有成就感。十九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提出攻关期,提出三大攻坚战,这些事情比简单地提高速度难度更大,更需要有所作为,做成了也会有更大的成就感。当前最重要的是做实做优而非人为做高中国经济,具体来说,就是要降风险、挤泡沫、增动能、稳效益,提高增长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不要人为推高增长速度,把发展的基础做得实一些,不论对短期防范风险,还是中长期增强动能,都是必要而积极的。实现2020年两个翻番目标,今后3年每年增长6.3%就够了。此后,中高速增长平台的重心可能调整到5%~6%,或者是5%左右。这个速度实际也是不低的。讲速度要有参照系,要和增长阶段挂钩。在以往的高速增长阶段,潜在增长率10%左右,7%就是低速度;到了中高速增长阶段,潜在增长率5%左右,实际增长5%~6%,也可称之为高速度。当年日本在这个增长阶段,增速也就4%左右。汇率也是反映增长数量和质量关系的重要指标。如果人为推高增长速度,但增长质量不行,效率低、风险大,本币汇率就会下行,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增速减缓,甚至负增长。相反,如果增长质量高,速度低一点,但汇率上升,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增长反而要快一些。 
    从时间分布来说,中高速增长期大体上处在高速增长期结束后与成熟增长期到来之前的区间。这里所说的成熟增长期,是指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已经达到的增长阶段,已实现需求的更新支出,如住房、汽车的置换或维修等支出,构成需求的主要部分。这种更新需求在中国逐步增多,但中国远未达到成熟增长阶段。与成熟增长期相比,中国至少还多出了两方面的需求:一是工业化阶段尚未实现的需求,或者说中高收入阶层已经实现但中低收入阶段尚未实现的需求,如农民工进城后的住房需求、低收入者的首次购车需求等;二是消费结构升级,重点是服务性需求比重上升,中等收入群体是推动此类需求增长的主力军。这两种需求加上更新需求,构成了中高速增长期的主导性需求。借鉴有关国际经验,如果我们能够平稳过渡到中高速增长平台,这个平台有可能持续10年左右时间,从而为实现已定的长远发展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减速问题上的认知困难和争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学理论的困境。已有经济理论,如发展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较多关注落后国家如何摆脱低水平循环陷阱,进入快速增长轨道,即经济“起飞”问题,而对起飞以后的可持续性和“降落”问题关注不够,未能形成较为成熟、具有广泛解释力的理论框架。而后两个问题,对应的正是后起经济体若干年来所遇到的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和高速增长后的减速现象。 
    以上我们讨论的GFP框架下的经济增长,增长阶段的转换等,还有许多基础性问题有待深入探讨。比如,终端产品中的技术创新和扩展是如何实现的,后发经济体中有竞争力的产业是在何种要素和制度环境下生成和发展的,开放对后起经济体发展的意义何在,出口和投资特别是设备投资在增长中的作用,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如何换代升级,不同增长阶段如何衔接,经济中可移动要素与不可移动要素如何结合,政府和市场在不同时期如何有效结合,收入分配和地区发展差距如何影响增长,是否存在理论上的最优增长区间或路径,等等。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经验,尤其是中国独特的经验,加上诸多国家增长迟缓乃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对深入理解上述问题提供了丰富素材。在此基础上,有可能形成有意义的分析框架,对从起飞、持续推进再到降落的经济增长进程提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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